新冠疫情中上海邻里日常实践的初步考察
2019年12月起，新冠疫情的爆发全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了给特定人群和社区带来的后果，即人类学家凯博文教授称为的“社会苦痛”，老龄社区尤甚。人类学家开始思考并试图解决“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的问题, 发展出了快速评估方法, 以加速获得信息数据的需要，如由人类学家及其助手组成小组就某一特定问题, 通过专题小组讨论、民族志等具体方法将问题与其所处的社会 文化、政治、经济等现实情况联系起来, 在特定社区进行数周到数月的短期调研, 得出相关的资料与数据，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睿丛咨询本期特别推荐云南大学何明教授负责的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应急项目之《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老龄社区应对策略的民族志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YNUXG-007）《重大突发公卫事件中老龄社区应对策略的初步思考：基于新冠疫情中上海邻里日常的田野观察》一文，虽然此文完稿于2020年4月会存在一定的疏漏，但文章对老龄社区的疫情应对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观察，针对疫情中边缘人群，提出了在“无常”之中体验“社会时间”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对应该如何看待老龄社区现阶段防疫策略的有效性及如何完善以社区为输送主体的“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实际问题归纳出具体措施，这对于当下疫情，有非常清晰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借鉴作用。
面向“无常”和“莫测”未来的重大突发公卫事件中社区
应对策略和机制调整的思考和建议：
基于对新冠疫情中上海邻里日常实践的初步考察
项目基金：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应急项目之《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老龄社区应对策略的民族志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总负责人云南大学何明教授，项目批准号：YNUXG-007。
研究团队：复旦大学社政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老龄社区应对策略的民族志研究》课题组：潘天舒、杨炜晔。
一场始于2019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危机，在数月之内席卷全球各地，对个人、家庭、社区、城市、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多方位冲击，对于全球化和地方转型时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生物安全和国际关系秩序正在产生不可预知影响。从2020年1月23日起，距离疫情“震中”武汉不到800公里，位于长江下游的上海市承担了不封城抗疫的“不可能的任务”。值得欣慰的是，截至2020年4月4日，上海累计病例529例（其中超过一半属于输入性和外地来沪人员），治愈348例，死亡仅6例。这可圈可点的“上海经验”，完全可以总结成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推广价值的“上海模式”。
基于以上事实，本课题组成员认为：上海之所以能取得现阶段的抗疫成果，首先是有天时、地利及人和的因素。武汉封城始于春节之前，而此时上海城内以本地居民和常住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处在一年之内人群流动性相对较弱和人群密度较稀的阶段。其次，上海有着国内其他大城市不多见的常态化公共卫生系统运行机制，以上海公卫临床中心主任卢洪洲和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为代表的大批专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实时预判能力，使得上海几乎不可能发生武汉那样延误干预时机和短时间内挤兑医疗资源的悲剧。再次，1988年甲肝大爆发后，上海在时任市长朱镕基和副市长谢丽娟（曾经任上海卫生局局长）指挥妥善、快速和从容不迫地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后形成的制度化记忆、社区基层组织战时动员能力以及社区普通居民在疫情严重时期的大局观（乐于牺牲小我）和守规矩（谨慎听话）的行为模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际大都市市民在疫情中仍然坚持饮酒聚会等传统社交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是上海全市各区能避免失守和安度险情的主要原因。[1]
因而，在全球范围内疫情尚未结束，2020年4月4日“国殇”日气氛尚未消散之际，进入抗疫下半程不久的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一样，绝对有必要继续保持忧患意识，为“无常”和“莫测”的未来做好内容大于形式的准备工作。早在2009年5月，时任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凯博文（Kleinman）教授因H1N1疫情而无法参加上海论坛“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专场”嘉宾讨论，委托课题组负责人所作的缺席发言中就有如下表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危险和无常因素，要远远超出常人的认知范围。然而，面对健康、社会和自然威胁之中，不少学者和官员倾向于夸大自身在风险管理、后果预测和事件掌控方面的能力。这一立场根本无助于我们应对包括诸如流行性瘟疫、地震和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样的天灾人祸。凯博文敦促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实践中无必建立这样的认识，即：任何对于危险的人为控制都有其局限性，不可预知性要大于可预测性，而且就可行性数据而言，现有知识显得尤为不足。灾难与危机其实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种常态，凯博文将其称之为“社会苦痛”（social suffering ）。这种社会苦痛是指灾难和危机发生之后给特定人口和社区所带来的后果，包括来自社会、健康和财产等方面的紧密相关的问题。因而，政府和社区方面有必要集众多学科专家之所长，对这些复杂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探讨，以做到未雨绸缪。比如说，来自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和心理治疗领域的专家就应该与有关工程、农业、规划和技术部门的专家进行合作。为应对灾难威胁而组成的计划团队中，必须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中的人员和相关社区的代表。这些专家需要各种案例来制定管理原则和落实各项服务。因此应对灾难危机的计划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部分，就是一项与“履行和落实”有关的服务输送和管理的科学（即：凯博文弟子、前任世界银行金镛主张的“the science of delivery”）。
有鉴于此，本课题组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面对以上海为代表的日益“无常莫测”的老龄化风险社会，提出下列问题以供进一步思考：假设此次新冠疫情的震中是上海，而且爆发的时期不在春节长假之中，以邻里社区现有的应对策略和应对机制来抗疫，我们有无足够的把握做到处乱不变，抑或重蹈1988年甲肝爆发初期的覆辙？对标比上海市拥有更多世界一流医疗技术设备和人才却在抗疫中限于困境的北美、欧洲大陆、英伦三岛、巴西和印度等国的大城市，我们是否有理由沾沾自喜，还是更应该居安思危，以他山为石，真正做到亡羊补牢？社区作为疫情后全国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的前沿，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当上海的老龄社区的秩序一旦因突发疫情而改变，这一情形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何影响，如何评估这种影响？为什么处在不同语境中的老人（尤其是失智失能者）面临无法及时获得社会支持和照护服务的挑战时，会有不同应对方法和策略？“调适性智慧”在策略选择时有何作用？处在不同地段的老龄社区及其不同老年服务机构和组织，所采用的策略有所不同？在“士绅化”(gentrification)所引起的社区空间和邻里关系变化对居民归属感的影响与应对疫情机制和策略选择之间有何关联？以道义互惠和满足感为特征“准志愿者精神”在老龄社区应对疫情机制维护有何功能？“准志愿者精神”具体表现形式背后潜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意义是怎样产生或被赋予的？“调适性智慧”、归属感和准志愿精神对于去除污名化（尤其是在发现疑似病例的社区）有何现实意义？
目前，就上海而言，疫情虽有所缓解，但进入老龄社区进行常规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仍然有客观上的困难。课题组通过与市内社区联络人（contact persons）和报导人（informants）的密切交流，对疫情期间上海邻里尤其是老龄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老年群体的遭遇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从2020年1月23日至今，上海社区作为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承担着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和保障群众生活基本供应和需求的繁重任务。基于初步考察，本课题组认为：上海市内各个社区内现阶段防疫策略是有效和成功的。坚持疫情防控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改变已有的求稳思维模式，对应急事件下社区应对策略和机制的作为必要调整，使之不仅能服务于一时之需，更能从容面向”无常“未来的挑战。为此，本课题组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一、建立以社区为输送主体并且以特殊群体为援助对象的社会服务精准化输送体系
据本课题组初步观察：在疫情期间，孤寡老人、困难儿童、特困人员、残疾人等在常态化条件下就属于具有各类需求的特殊人群，遭遇了比常人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而特殊群体的困难均是由于已有的服务输送因疫情而中断所致。对于社区普通居家老人而言，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独居老人配餐服务、日间照护服务以及类似睦邻中心（杨浦区）和市民驿站（虹口区）等老年人活动日常“打卡点”因为疫情而被迫关闭，数月停顿之后，对老年人生活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社区设立门禁，有些平时依赖钟点工上门服务的老人，只能靠邻居提供基本的食品服务得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对于一些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来说，签约的家庭医生无法及时上门，同时又不便前往社区医疗中心和医院就医，健康状况和生命质量就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与此同时，困难儿童居家的监护质量得不到保障，针对社区残疾人尤其是精神病人的日常康复服务的暂停，都会产生难以预估的结果。可以说，在毫无征兆的应急事件发生之际，目前基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特殊群体社会福利输送体系已经显示出其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需对这样的服务输送体系进行反思。在当前疫情防控逐步常态化的情境中，有必要建立以社区为输送主体并且以特殊群体为援助对象的社会服务精准化输送体系。
本课题组基于以往田野研究，发现社区有着对于社区内特殊群体的具体情况把握的优势，实际上相对于社会组织更能挖掘到特殊群体的有效需求，调配社区内的资源制定更个性化的服务方案。以目前暂停的长护险为例，在闵行区有两位老人与护理员住在同一个小区，但是由于护理站停止服务，只得由护理员先以义工服务形式上门护理。如果在应急期间由社区牵头输送服务便能避免这种尴尬境地。因而，保障老年人这一易受伤害群体的基本社会福利在任何突发公卫突发状况下不受影响，应该成为疫情后有关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建立应急事件群防群控志愿者动员模式
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关键还是对于群众的发动。封闭式的社区管理和流行病调查都依靠社区里“爱管闲事”的“热心人”。课题组在实地观察中发现，这些“爱管闲事”的人是社区的无价之宝。在抗疫期间，“爱管闲事”的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冒着风险活跃于隔离人员管控、物资发放、小区封闭、防疫宣传的一线中。与活跃在社会组织中的定时领取志愿者补贴的“专业志愿者”不同，他（她）们因公务在身，平时大多不太参与在社区中的许多活动，尤其是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仪式和庆典。事实证明这些居民在疫情发生时最具战斗力，最具公心和奉献精神，最有能力将社区建成防控疫情的堡垒。
现在某些基层官员存在一些认识上误区。有人认为：在疫情期间志愿者的招募问题是可以通过发放一些经济补贴来得以解决。殊不知这样单纯靠物质补偿来维系的志愿者服务激励机制并不牢靠，服务质量也很难保证。事实上，在疫情期间社区居民中的志愿者没有补贴也上岗。志愿者的动机是自身的责任感和社区归属感，而非经济利益。本课题组发现：社区如果在平时与居民建立良好的互信和道义互惠关系，是进行志愿者动员和召集的必要前提。
三、完善与群体智慧相辅相成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让城市更智慧（即：smart）一些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智慧（wisdom），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疫情突发的情境如何有效应用于社区治理是值得思考的一大议题。同时社区工作者在疫情中如何提升对于智慧城市建设成果的应用能力也极其重要。本课题组认为：智慧城市治理实践中要避免走“技术至上“的单纯路线，不能完全依赖支付宝治理或微信治理的模式，必须契合社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中必须考虑包容度问题，为老年人、残疾人打破数字壁垒，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实用性问题，即：产品到底有没有帮助到老百姓。本课题组成员在疫情期间担任上海长海医院（三甲医院）担任志愿者时，经常发现：被“不幸””排除在智慧城市建设之外的边缘人群中，大多数是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例如：在“随申码”推出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上海各大医院门口那些不会使用“随申码”的老人排起长龙，个别因没带智能手机而被系统排斥的老人急得失态痛哭，有些来自外地的老年人因为不用智能机不能进医院，还有聋人因人脸识别时不能念数字遭遇的尴尬。此外，即便有“随申码”，医院方面还是对患者采取流行病学调查，医院并不认为“随申码”准确。在持湖北“绿码”的务工人员在甘肃确诊的例子证明了医院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像这类脱离了常人智慧判断的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很难在复杂多变的疫情中接受真正的考验。
2020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宫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指出重点任务是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状态下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为做好服务保障还是要软件、硬件相结合。我们也不否认健康码在抗击疫情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但健康码需要做加法，与传统的社会服务相结合，不只是一个流行病调查的健康码，更是一个整体的，能与现有的医疗、社会服务相结合的，甚至是精准化社会服务输送的信息平台。健康码也需要做减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大部分的场合不应该再查验健康码，或者建立健康码的替代机制。
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湖北时，明确指出：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在社区（人民日报2020年3月11日1版）。在浙江杭州考察时，习近平主席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学习强国平台2020年4月2日）。如何在疫情中理性看待同生并存的危和机，大胆调整和改变社区应对突发危机的既有策略和机制，让老年人群体能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真正跨越数字鸿沟，将是值得尝试的跨时代创新之举。
初稿完成于2020年4月5日
[1] 清华大学全球健康中心主任景军教授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医学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讨论时，将全国范围内抗疫阶段性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人情与法规相结合，为集体而牺牲自己，珍惜每一个生命。
